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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坚韧精神,简·奥斯汀可以教给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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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2月22日报道 (文/赫洛伊丝·伍德)

过去动荡的一年促使我们每个人找到了自己特定的文化应对机制。就我而言,关键机制之一是看简·奥斯汀的小说。年轻时的我看不上她的作品,觉得矫揉造作而复杂难懂,永远无法与女主人公产生共鸣。如今,我发现自己前所未有地受到她的作品吸引。

销售数字会表明,我远非唯一依靠她的幽默和真情渡过非常时期的人。《书商》周刊编辑提到,去年6月15日至11月7日,奥斯汀作品在英国的销量同比增长了20%。去年12月是她诞辰245周年,她的人气似乎越来越高。

但她的小说为何会适合这个疫情时代?从一个层面上看,这似乎显而易见:许多光鲜的电视和电影改编版本使它们的画面在公众的想象中具体化,它们似乎构成了完美的浪漫解脱。然而,如果你真正挖掘其文字就会发现,奥斯汀带来了更多意想不到的慰藉。除了对爱情和浪漫的执着之外,她的书中还有一层坚强和赞颂坚韧精神的意味,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严重受限的时期,很可能让我们受到激励。

坚韧——

承受压力仍安然度日

奥斯汀本人的人生就是忍耐的典范。她在七年时间里出版了六部著名小说,去世时年仅41岁。《简·奥斯汀:秘密的激进派》一书作者海伦娜·凯利博士说:“从理论上讲,她似乎生活安定,但她两次被送进寄宿学校,险些送了命。”

在她的许多女主人公身上,奥斯汀复制了自己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忍受的不稳定状态。凯利说,1800年,在她25岁的时候,父亲退休,把教区传给了长子,“这真的很不寻常”;奥斯汀和她的父母以及姐姐卡桑德拉在接下来的八年里穿梭于巴斯越来越小的房产、亲戚的住宅和海滨度假胜地之间。

她的许多作品中都出现了居无定所和家庭生活破裂的元素,比如《理智与情感》一书。该书开篇时,达什伍德姐妹和她们的母亲必须离开家,然后她们同父异母的哥哥及其专横跋扈的妻子剥夺了她们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伦敦大学学院英语教授、作家约翰·马伦说:“奥斯汀在小说中对金钱毫不含糊。她知道经济缺乏保障是什么感觉。”

在奥斯汀的作品中,受困于家庭摩擦的感觉也是个普遍元素——这是我们许多人可以产生共鸣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如同对于她的许多主人公一样,散步往往是最能带来解脱的活动。《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班纳特争取自由的方式似乎就是大步走在乡间,搞得一身泥水,享受远离她人满为患的家庭生活带来的自由。凯利说:“她的所有角色都持续处于低水平的心理压力之下。总的来说,即便生活拮据,她们也很善于安然度日。”

与此同时,奥斯汀的作品出版过程也可以被视为坚韧精神的典范——屡屡遭遇退稿和起步不顺。她在12岁前后开始写作,20多岁开始认真创作,但作品直到30多岁才得以出版。1797年,她22岁的时候,父亲把《傲慢与偏见》的初稿寄给伦敦出版商卡德尔-戴维斯出版社,但后者直接退回了书稿,拒绝出版。六年后,伦敦的克罗斯比出版社以10英镑的稿酬接受了她另一部名为《苏珊》的小说,但始终没有出版。在1816年,也就是她去世前一年,她终于把手稿买了回来——在她去世后以《诺桑觉寺》为书名出版。凯利说:“这需要很有毅力才能坚持下来,尤其是考虑到她的兄弟们希望她照顾他们失去母亲的儿子。”

成长——

接受错误并从中学习

同样,奥斯汀的女主人公也常常被要求坚毅,但比较恬淡寡欲,由于深信她们彻底失去了获得幸福的机会而默默忍受痛苦。埃莉诺·达什伍德误以为心上人爱德华·费拉尔斯娶了别人,在见到他之前狠下心来的那一刻——“我会很冷静,我会成为自己的主人”——既令人心碎,又鼓舞人心;埃玛·汤普森在李安导演、她本人也参与编剧的《理智与情感》1995年电影版中的表演尤其彰显了巨大的性格力量。在《劝导》中,主人公安妮·埃利奥特面对她深爱但在九年前拒绝的温特沃思上尉,后者显然没有认出她,因为她变了很多(“变化太大,他肯定认不出她了”);她痛苦万分,因为她仍然爱他,但她试图掩藏所有的真情流露。有些人说这是奥斯汀最浪漫的小说,原因之一是安妮学会了表露自己的真实感受,以便温特沃思能“真正了解”她,从而引出了最感人的文学结局——他告诉她:“你刺穿了我的灵魂。我有一半痛苦,一半希望。”

奥斯汀笔下人物的情感成长——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我们也许正在重新评估什么才真正重要。这些人物的另一个侧面可能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勇气:激情与坚持的力量》的作者安杰拉·达克沃思等心理学家谈到“成长心态”——这种思维方式要基于这样一个原则:生活应该是一个不断适应挑战、接受错误并且从错误中学习的过程。奥斯汀的许多女主人公都形成了这样的心态:除了应对金钱和地位带来的不安全感,她们还经常要与自己过去的行为引发的羞耻感斗争——然后,她们从中学习,被经验改变。

例如,娇生惯养、长相漂亮的爱玛在她的小村庄里太过无聊,以至于把人当作“项目”,嘲笑像善良而相对贫困的贝茨小姐这样的人物,后来才知道自己的行为错在哪里。南安普敦大学英语副教授吉莉恩·道说:“在大多数小说里,一个关键时刻就是女主人公意识到自己错怪了另一个人物。我们能感受到爱玛在伯克斯山嘲笑贝茨小姐之后的羞愧,因为我们通过爱玛的心理活动亲历了那个事件,奥斯汀向我们做了展示;这是了解奥斯汀如何塑造其人物的关键。”

可以说,我们之所以如此清楚地感受到她们的情感变化,是因为奥斯汀率先使用了作者的声音,而这启发了古斯塔夫·福楼拜、亨利·詹姆斯和弗朗茨·卡夫卡等作家。她独特的叙述让我们既生活在这些人物的头脑里,又知道这些人物的想法往往是错误的。马伦说:“她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她发明了撰写叙事的手法,让我们能够看到人物及其犯下的错误,但同时又生活在他们的头脑里。在(她)之前,(小说要么是)第一人称,要么是第三人称,她完善了将两者结合起来的自由和间接的风格……”

作家和研究奥斯汀的专家葆拉·伯恩博士认为,这种风格形成了一种格外亲切的阅读体验,是许多人简单地把作者称为“简”的原因之一。

治愈——

安慰我们并挑战我们

事实上,正如伯恩发现的那样,奥斯汀的作品极能抚慰人心,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的小说被推荐给了受到炮弹休克症或者创伤后应激障碍困扰的军人。

拉迪亚德·吉卜林1924年的短篇小说《简迷》中赞颂了这一战时关联。书中讲述了一些军人因为对奥斯汀的热爱而建立友谊的故事。

在为《简·奥斯汀的才华:一战正酣时》做调研时,伯恩对军人阅读她的作品一事产生了兴趣,她知道了他们在战壕里的时候是怎样把经典文本揣在口袋里的,发现《小熊维尼》的作者A·A·米尔恩在作战期间凭借对奥斯汀的热爱与战友们建立了友谊。另一位在战时依靠过她的名人是1943年卧病在床的温斯顿·丘吉尔。患病期间,他让女儿给他朗读《傲慢与偏见》,并且从中得到安慰。

凯利认为,特别令人感到宽慰的是,奥斯汀的小说往往会跨越一个日历年:她说,通过利用这条时间线,小说可以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即“太阳还会升起,生活会有改观”。或者,正如拉塞尔夫人在《劝导》中所说的那样:“时间会解释一切。”与此同时,在伯恩看来,奥斯汀的句子节奏有一种恢复力。她说:“她的写作方式有一种减速效果,鼓励了慢速阅读,你真的没法快速阅读她的作品。”

说起来很丢人,我本人直到30岁才开始看奥斯汀的作品。但最终开始阅读并且享受她的作品蕴含的丰富内容——兼有社会讽刺、辛酸和顿悟——之后,我找到了余生将会不断重返的避风港。对我来说,奥斯汀的关键是,她同时安慰和挑战我们,接纳人生黑暗和孤独的一面,但又有着困难时期必不可少的轻松笔触和幽默。

马伦透露,他也并不是一直喜欢奥斯汀,正是通过讲授她的作品,他才发现了她的魅力。他说:“我曾经是个严肃的小伙子。我很愚蠢地想:‘哦,这些小说都是一样的。它们讲的都是物色丈夫的姑娘。’很多我现在已经忘记了的学生向我展示了她的才华,他们用自己的洞察力回应了她的聪明才智。我突然发现,这些看似简单的故事是多么错综复杂,多么值得一读再读。”(选自2月3日英国广播公司网站,原题《关于坚韧精神,简·奥斯汀可以教给我们什么》)